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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机械时代以来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发明，本雅明曾以“编年表”做比提出了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答案：时间。
理由是，机械工业时代所发明出来的时钟，第一次让“准时”成为美德，从此，原本臣服于自然律的人类，开始屈服于齿轮转动出来的时刻表。
按时上班，按时睡觉，按时生老病死。而谁掌控时间，谁就成了现代意义的上帝。
人类也自此与技术和工业开始了一场在心智上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工业革命和技术爆炸，几乎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制造着实用与自由的升降落差。比如，社交软件拉近了你我距离，但算法和大数据，也开始介入现代人的情感和婚恋。
这种智性博弈渗透进商业行为中，便是企业与用户之间始终存在着的实用主义和商业原则的博弈。用户以农耕时代的产品道德标准，要求耐用、结实和一本万利，而现代化的工业设计基本原则，则是易耗易碎易迭代。
这其中，诺基亚的陨落更可供玩味。被调侃为可以砸核桃的诺基亚手机，一向以北欧令人生畏的坚硬标签示人，却未曾想，IT行业的淘汰律早已滚滚碾过，超长待机的硬汉最终不敌娇滴易碎的“工业美学”。
这才有了“计划报废”的专有名词。1924年，当工业技术足以让灯泡寿命达到2500小时的时候，飞利浦等灯泡厂商凑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组织，要求各大灯泡厂商讲寿命控制在1000小时，以卖出更多灯泡。
产品制造商以某种技术手段控制售出产品的实际使用寿命，便成了管窥商业机密的通用方法论。这套盛行百年的阴谋论背后，是公众对生活、财产和选择权被控制的恐惧。在大众工业年代，谁控制了用户的使用时间，谁就是新的上帝。
数天前，一家媒体做了一组测试，发现苹果手机在电池老化之后，会变慢变卡，而变慢的原因，则在于苹果的系统主动对处理器进行了降频。这也意味着，被认定为电池老化的手机，苹果会自动降低其处理器的运行速率，而不再是保持全速运转。
苹果则在回应中谨慎措辞，的确限制了旧机型的性能，但这个功能的存在是为了防止老旧机型意外关机，从而延长旧机器的使用寿命。也就是说，在手机电池老化的情况下，全速运转很可能会导致手机意外关机，或者续航能力不足，而为了避免这两种意外，苹果替用户设计了一个“更慢”的功能来保证手机的运行。
这又是一套保姆式的惯常说辞，以“为你好”的名义来剥夺选择权。面对电池老化可能导致的多种意外意外，用户需要的是一种风险选择权：是保证手机续航能力，还是保证手机的运行速度。这两种选择背后则是两种消费行为，一种是换新型号的手机，另一种，则是可以选择更换新的电池。显然，对于苹果来说，前一种消费行为更有商业价值。
风险和意外的另一面，则是自由与权利。少年选择冒险、中年选择出走，都并非理性逻辑的结果。人类一方面热衷于襁褓主义，另一方面，又时刻艳羡着自由和意外。威尼斯的著名花花公子哥卡萨诺瓦，正是借用了人性中关于冒险和意外的渴望，而辗转腾挪于贵妇修女裙下。
这两年的科技产品，越来越有上帝视角的倾向。封闭和保守美学成了“工匠主义”，比如乔布斯的霸道专权，随着一款革命性的产品也成为了普世价值。在这套视角里，一款产品是稳定还是速度更重要？这是一个不需要他人置喙的话题。因为互联网产品设计的标准之一，便是，你永远不能让用户知道太多。
而从最终结果来看，消费者连“二选一”的可能都被剥夺。面对着越来越慢的手机，所有人都会被引领到另一条路：为苹果每年的新品买单。对消费者一次小小的选择权剥夺，就背上了全部关于技术垄断和商业阴谋的锅，实在是不太高明。
IT行业一直有一个经典的安迪比尔定律，其中，安迪指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比尔指微软前任CEO比尔·盖茨，原文说的是，“安迪提供什么，比尔拿走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硬件所提高的性能，很快就会被软件消耗掉。这正是科技产品逼迫消费者和厂商不断更新换代的基础。
以为买一件质量过硬的科技产品就能够安然使用五六年的想法早已只有文化伦理意义了。苹果是否使用这样的小伎俩，对于最终的结果影响不会太大：无非是消费者是一年换一次手机，还是一年半换一次手机。
但当“计划报废”这样一个工业革命时代的术语再次在互联网时代出现，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人性与科技和商业博弈的古老循环之中。而这套博弈的结果，从现在来看，往往是以一次大规模的权力转移告终。
“计划报废”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也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尾。在这个时期，大型企业崛起成为新的权力集团，也引发了公众对权力的担忧和质疑。
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曾经做过有趣的计算，在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75个人里，有15个出生在1840-1850年之间的美国。这群人正好在年富力强的时期赶上了技术革命，并成功创造了垄断巨头，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群体。
而我们也正处在一个科技革命的尾巴上，当下，科技和互联网公司凭借着技术和大数据，逐渐掌控了现代人的线上线下生活时，大家对自由选择和隐私权利也就越敏感。
在大数据的潮水之中，我们都在裸奔。而当技术的便利性越过我们关于自由、隐私和意外的期待时，技术所有阴暗的一面都将成为新伦理课题。早年间，硅谷精英们所宣传主导的那一套“技术乌托邦主义”，这几年渐渐呈现出了獠牙狰狞的那一面。
前段时间，周鸿祎被迫关闭的水滴直播，也是同样的问题，在看似合理的程序之下，潜藏着对用户选择权的剥夺。多年前，边沁为人类的生存图景设想了一个最终面目：在一座圆形监狱之中，所有人都同时被监视着，而被监视者却无法明白，自己是否活在被监视之中。
这套“为用户着想”的科技进步观推到极致，或许就是对人性的侵犯。而接下来的数年里，有关科技、商业和人性的战争，也才刚刚开场。
fin
题图来自Mark Cohen
好久不见。
最近履新，挥手与幸福大街告别。
时光太快。从2013年来到北京，我已在幸福大街的报社里游荡了五个部门。
从热线记者、深度记者、评论员到副主编。像坐上一架太迅捷的列车。
直到终点来临。
年轻人当有年轻人的况味。内容行业衰落，我也在探寻自我的边疆。
所以，我加入了刚起步的AI财经社和财经天下，担任联合创始人。
平地起步，才有自由和暴动。
上次更新时，我说
愿我远离河岸，愿我永不妥协
今天，尘埃终于落定。
所以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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